目 录
汪东兴背后的“老人”们
1. 亮相与“归隐”
2. “二线”政治
3. 不同声音，同样执著
4. “两头真”现象
任仲夷：我所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
汪东兴背后的“老人”们
作者：付若愚
2015年8月21日，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顾委委员汪东兴，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而早在2011年，人民网就曾做过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两届近300人的原中顾委委员在世者已不足30人。
汪东兴
1982年，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邓亲自担任中顾委主任。这是一个过渡性组织，但因其是诸多重量级中共元老的大集合而富有威名。它存在到1992年，包括邓在内的开国一代中共领导人们，借此逐步退出第一线，完成了执政党中央机构的年轻化。
如今，虽然机构不存，但这些威名赫赫的党内老人们，却依然发挥着隐隐的力量。哪怕有的已不能言语，其偶尔出现在报刊或网络上的文章，仍引发着激烈争议，提醒各方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近20年来，这些老人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不同的符号，他们的大多数人都关注历史真相，因为历史往往会影响现实，他们也仍旧勤于思考，仍旧坚持己见，甚至正面争吵，界限了然。而这些分歧，很多时候，恰恰代表了正在行进的中国的不同侧面。
2000年的一天，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1. 亮相与“归隐”
1993年10月19日，十四大闭幕后，第一大悬念才解开：邓小平来了。这位大会特邀代表，以接见全体代表的方式出现。《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写道：望着年富力强的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88岁的邓小平高兴地笑了。
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92年，他“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无疑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退休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安排，特邀代表具有与正式代表同样的权利，也是党的老人们在政治舞台上少有的公开亮相。自1987年十三大起，每届党代会都会设40—60名特邀代表。
此前的中顾委委员们，在中顾委撤销后，以此身份亮相的，少之又少。
1997年9月，将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十五大的原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专门约见《人民日报》记者，表达“一个老党员的祝愿”。报道中说，越说越兴奋，宋老硬是要从轮椅上下来自己走走。
薄一波
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不仅是十五大和十六大的特邀代表，还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同在任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前排就座。薄先后协助邓小平、陈云，连任两届中顾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1999年，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
在原中顾委委员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各省一把手，以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最为人熟知。1985年，他选择一退到底，包括未出任省顾委主任。依照惯例，任仲夷没有被组织列入十三大（1987年）代表候选人名单，却意外被数百名党员联名推荐并全票当选，又高票连任至十六大（2002年），创下党代会正式代表参会次数和年龄之最。
任仲夷
2002年十六大，88岁的任仲夷在卫生间被中外媒体包围。他在会上重复自己在十五大时所引用过的邓小平的话：“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老人还不忘其一贯的幽默：“三个代表”要当一辈子，党代表不能只在开会期间当一次。任仲夷每次参会都被期待着发言。
或许是因为退休之后时间空余，这些老人们的兴趣爱好，也被充分发掘。
一些非政治性的“中”字头团体，有时可见老干部们的身影，或担任会长、名誉会长，或挂名顾问。
原黑龙江省委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曾担任“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理事长，而他的前任，则是原中顾委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
肖克
开国上将肖克还创造了老人中最显著的文学成就，作为诗人和书法家，他在战争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终于出版，更获1991年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吕正操
上将吕正操则曾长期担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88岁时，他仍每周打四五场网球，每场一两小时，运动量惊人。
经济学家于光远因研究玩学而自称“大玩学家”，他还曾倡导“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举办“中华麻将公开赛”。
老人们还撬动了堪称“浩大”的文化工程。肖克发起成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挂帅编纂《中华文化通志》，共101卷、4000余万字，由全国近200位专家历时8年完成，1998年出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该书题词并作序。
在党内，原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是较早主动撰写回忆录的中共高层官员。他1988年之后担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把大量精力用于党史研究和著述，已出版《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91年上卷、1993年下卷）、《七十年奋斗与思考》（1996年上卷）等。前者是带有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有关中国当代史的专著，涉及了党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后者则是薄一波个人回忆录。
薄一波在玉泉山的“写作班子”至今仍在工作，类似的机构已有多个。在党内，领袖级人物（毛、周、刘、朱、任、邓、陈）的著作，在中央文献研究室都有专门的编研部（组）负责，而其他领导人，则可申请中央批准，成立专门的机构。
2. “二线”政治
中顾委在1992年的十四大结束使命撤销，绝大多数老人完全隐退。
但也有例外。
刘华清
在十四大，两届中顾委委员刘华清以76岁高龄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江泽民的军事助手，直至1998年卸任。近几年随着中国制造航母的消息频现报端，这位“中国航母之父”再次受到国内外关注。
汪道涵
一些老人被安排进入政治性团体，以“半官方”或“非官方”身份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原上海市长汪道涵1991年11月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直至2005年12月去世。他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置酒言咏式的会谈方式，成为绝响。
原国新办（中央外宣办）主任朱穆之，因人权议题频繁发言，反击西方指责。1993年，中国人权研究会成立，朱穆之出任首任会长，后任名誉会长。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朱穆之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没有主权，哪来的人权。所以还是邓小平说得好：‘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
邓力群
1990年后，原中顾委委员邓力群担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参与创建当代中国研究所。邓力群曾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是上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应邓力群邀请，1993年至2001年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绝大多数人因年龄、身体或其他特殊因素，深居简出，但仍保持对政治和时局的高度关注。
张爱萍
上将张爱萍自1987年退休之后，几乎不再参加官方组织的任何政治性活动，喜欢谈诗论赋。他的儿子张胜在2008年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提到，1989年之后，张爱萍在报纸上看到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河南南街村，创造“没有腐败”、“共同富裕”等奇迹，便给《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写信，《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来信，中央电视台却没有播出，于是执拗的张爱萍自己去了南街村考察。
张胜回忆说，父亲还给中央相关同志直接通了电话，但对方“没有明确的态度”。儿子跟他也有分歧：“你这样起劲地为它（南街村）奔走，难道它真的是今后的方向吗？”张胜写道，“我觉得父亲真的已经老了，他已经不能敏锐地洞察周围的政治气候了，他显得是那样固执，那样的天真，那样的不合潮流。”
汪东兴
95岁的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则对当下社会风气不满，据他的女儿汪延群转述，他觉得“时代是退步了”，人都“钻钱眼里了”。他最近也关注利比亚问题，“说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打人家国家还特别有理”。
汪东兴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从头到尾看，还有《环球时报》、《南街村报》等。这些“学习”每天会占据他4个小时。最近，汪东兴又在通读毛选。“他碰到问题会到里面去找答案”。
老干部们时常会受邀到地方“考察指导”，这使得他们的晚年活动在局部被公开。
汪东兴每年必定外出参加的活动，是在毛泽东诞辰日和忌辰日，去毛主席纪念堂。至于去地方上“考察”，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从知道地方花了多少招待费之后，汪东兴再也不去了。
“到省里必须派个什么人来陪，吃饭也陪，做这个也陪那个也陪，这种规矩我爸就很反感。”他后来也不去公园散步了，老人对他的警卫需要买票进公园忿忿不平，在他的意识里，“公园是国家的，人人都应该平等”。汪延群说。
3. 不同声音，同样执著
2004年3月，任仲夷突然吩咐儿子把院子里的门槛锯掉，原来，他的好朋友于光远要从北京飞来。
于光远
自从2005年起两度脑血栓之后，于光远才基本上停止外出活动。之前，他“坐轮椅飞天下”，平均每个月出差两次。于光远已退休的秘书胡冀燕至今每天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他（于光远）的事儿还多着呢！”
许多年迈的老人们，把晚年的大量时光，都用于公开的各种学术思想活动。
“任老在的时候，几乎每次研讨会他都参加。”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官员关山说，“有人说他高调，但我感觉这是一种使命感吧。”广东的许多年轻学者和新闻记者，都曾与之交流。
任仲夷善于把一些敏感议题变得富有弹性。如，他妙解“和谐社会”：“和”左边为“禾”，右边是“口”，即人人有饭吃，而“谐”左边为“言”，右边为“皆”，即人人有言论自由。又如，他认为，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
“不单对我，许多人在场时，他也不避讳，很坦荡，已经无所顾忌了。”曾为任仲夷做大量口述的关山说。
所有的议题都指向这个国家的出路，但由于对历史政治的不同理解，老人们形成不同的群体。
一些被认为是“改革派”的老人，经常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任仲夷关于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的一篇谈话，2004年曾在《炎黄春秋》等多家刊物上同时刊发，反响强烈。任仲夷认为，可以大胆“学习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
朱穆之
原中顾委委员朱穆之，2009年则在《求是》杂志所属的《红旗文稿》上发表文章《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称“所谓西方民主，不仅中国人民早就看透唾弃，现在也日益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破产”。
作为历史亲历者，他们更不时在一些党史细节上，或明或暗地指责对方有误，这主要体现在一些个人发表的回忆文章或传记中。
2006年，原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出版了一本自述。他在前言中写道：“晚年了，忽然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
邓力群自述的诸多说法，则在《炎黄春秋》上被反驳。这本以记史为主的月刊即将庆祝创刊20周年，它是1991年在中顾委常委、开国上将肖克支持下创办的，其4位顾问全都是原中顾委委员：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李锐。他们同时也是这份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肖克给杂志定下“求实存真”原则。杂志社副社长吴思说，老将军不过问杂志社具体事务，但会亲自审阅重要稿件。1994年，在他支持下，该杂志在中国大陆首次发表了纪念胡耀邦的文章。200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
汪东兴的子女正在给汪做回忆录，已完成第一部。汪延群说，汪东兴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但他对“四人帮”的定性持保留态度，还批评有的人“把‘文革’撇得那么清”。
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很在意社会对毛泽东的各种评价，却不在意自己的“凡是派”标签。“他承认自己有‘两个凡是’的思想，但是他说第一我不是‘两个凡是’的创造者，我也没这水平，发明人死了，你现在把那时候开会的东西拿出来，会觉得特别好笑。”
汪延群说，他们专门给汪东兴录音录像，以免“他百年以后有人说我们造谣”。
个人史，往往伴随着争议，但党史界认为，史料的增加有助于令真相“越辩越明”。
2004年，《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出版，再版时，出版社发表声明，“特向吴桂贤同志深表诚挚的歉意”。吴德在口述中称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跟着‘四人帮’跑”，引发吴桂贤的不满，并诉至法院。
4. “两头真”现象
自从2008年老伴去世，杜润生基本一直住在医院，但仍在为农民发出声音。
2011年1月，《财经》杂志刊发了对这位98岁老人的专访，该刊记者在纸上提问：“您曾经说，中国要过两大关：民主关、市场关。在您看来，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杜润生用笔在“民主关”“市场关”之后写下了三个字：“自由关”。
杜润生
杜润生的秘书李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老头儿”的语言能力早就明显下降。2007年，当南方周末采访杜润生时，所有的交谈只能通过纸笔来完成，但他偶尔挤出的话语却清晰有力。记者递纸条问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山西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这是2000年，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撰写《悼胡绳》时，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评价原社科院院长胡绳。《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据此归纳出“两头真”——意即“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这个词迅速成为党史研究热词。原中顾委委员、文艺理论家周扬等人，都曾被评价为“两头真”。
2004年，原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张劲夫更主动“对号入座”，发表《我也是个“两头真”》：“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
张劲夫
张劲夫是目前仍在世的唯一一个原中顾委常委。上文为其自编的《嘤鸣·友声》文集自序，其中收录了原安徽省社科院院长欧远方的3篇文章《前苏联垮台的教训是什么》《封建残余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和《反腐败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蒙受13年牢狱之灾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反思文革时，也检讨自己：“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
陆定一
“……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1996年5月，病危的陆定一留下这样的遗言。晚年的陆定一，住在北京医院十余年。《陆定一文集》编者陈清泉曾回忆，1990年底，陆定一为这部文集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自序，就此搁笔，至去世，这位担任中宣部部长长达22年的“党内才子”，再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
“他晚年对新闻工作不满意。”他的儿子陆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作为至今仍被大学教材采用的“新闻”一词的定义者，陆定一反对笼统提“新闻为∗∗服务”口号。
在陆定一去世10年之后，陆德整理发表了陆定一晚年的一些反思，其中提及：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应“宜粗不宜细”，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宜细不宜粗”；惩治党内腐败，光有“自律”不成，还要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不应用单纯阶级斗争的“一元论”理论来指导；“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对自由和民主的分析，应是“扬弃”，而不是“抛弃”。
老人们还往往回溯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上。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和他的至交好友经济学家于光远，都是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选择追随共产党。
任仲夷
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任仲夷：我所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
作者：向明
任仲夷是中国共产党资深的高级干部，1980年以后他主政广东，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使广东尤其是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他也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真正的先锋之一”。不只在广东，甚至在全国，任老都是广受尊崇的改革者。如今，哲人其萎，我们不能不深切地痛惜与缅怀。
本文摘编自向明所著《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一书，也许可以说明：正因为对“左倾”思想的严重危害有切肤之痛，任仲夷才能够矢志于改革开放；也正因为这种切肤之痛使先进的共产党人凝聚了改革开放的共识，才有了中国今天的巨变。
“抢救运动”初受“左”害
1943年11月间，我和李尔重被调到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我被留在冀南行署办的整风学校任党总支部书记，李尔重被留在冀南军区办的整风学校。
我在学校工作不几天，就看到中共中央的电报，说延安在整风运动中发现了特务，经过揭发斗争，有些敌特“坦白交代”供出了很多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和“托派”。中央在电报上说，在“抢救运动”（这时，“整风运动”已被叫做“抢救失足者”的“肃反运动”）中搞出了这么多特务，并创造了许多经验（如“大会围，小会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等），中央表示很高兴。当时，我的思想主要是感到吃惊，但对党中央、毛主席还是深信不疑的。
一个多月后，我和李尔重同时被调到北方局党校去参加“整风”学习。大概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整风学习，主要是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方面，的确有些收获。
但为时不久，就开始了“抢救失足者”。那时，每个人都要写自己的历史，交代自己的问题，要求是“对党一条心，不能半条心，更不能两条心”。审查者对每个人历史的各个关节都要进行审查和质问，被审查的人如果答复得不满意，就被怀疑甚至肯定为有问题，就对他们进行所谓“抢救”。而在白区工作过的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更是被怀疑和“抢救”的重点对象。
这时，我的内心就开始有了疑问。特别是当党校全体学员参加了北方局机关在“麻田”（在左权县，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编者注）召开的“坦白”大会，看见搞出了那么多的“特务”和“内奸”，我对“抢救失足者”运动就产生了更大的怀疑。
之所以产生疑问，是因为在许多问题上，在通常的情理上，我觉得有很多问题，不能不使人怀疑。在审查一个人的历史时（被审查者大多是党的高、中级干部），对许多问题表现主观、片面、无知，特别是采用“逼供信”，甚至采用了不人道的极为残酷的办法，我认为都是错误的。
在我被“抢救”时，“积极分子”们对我搞“车轮战”（轮班对我进行昼夜盘问、逼供），曾在一个月中，只让我断断续续地睡了几个小时的觉（每次只叫打几分钟的盹）。
在我被“车轮战”式“抢救”折磨时，党校负责人杨献珍同志曾“劝说”我彻底“坦白”。我向他建议说：“希望党慎重，慎重，再慎重。”他说：“党要你坦白，坦白，再坦白！”
我说：“我相信党。”他说：“党认为你有问题！”
我说：“我相信毛主席。”他说：“毛主席认为你有问题！”
他还问我：“你知道你呆的这是什么地方吗？”我说：“是北方局党校。”
他说：“什么党校，是‘格别乌’（苏联的特务机关，后来音译为‘克格勃’）！”
我听了这话，感到十分震惊，脑子像炸了一样。
说实在的，我到现在对杨献珍同志仍十分敬重。他是我们党内知名的哲学家。……在当时的那种气氛下（可以说是“红色”恐怖），我没有发现一个挺胸反抗者，杨献珍同志也不可能例外。
后来，杨献珍同志在哲学上提出“合二而一”的观点，因为不符合毛泽东同志的“一分为二”的论点，而受到严厉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饱经折磨。
自我党建党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路线斗争、政治运动如此之多，很多人既整过人，也挨过整，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如此。
那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后来毛主席在延安会向所有被“抢救”的无辜者鞠躬道歉。这表现了一个伟大领导者的宽阔胸襟和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精神。可惜的是这个历史教训并未得到认真的吸取，使之真正成为宝贵的经验。
这次“整风”“抢救”，我在太行山北方局党校呆了一年半时间，过了一年半被逼供、被“软禁”的生活。
也许是由于“抢救运动”在我心上的烙印太深吧，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对于运动中的某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我在思想感情上往往有些反感，而没有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感觉。
任仲夷、王玄夫妇
关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
首先是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我认为土改运动是必须的，但有些过火的“左”的做法是不应该的。譬如把富农和地主同样看待，并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划在一起，统称“地富反坏”（反“右派”后又加上“右派分子”，叫做“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黑五类）。
有的地方在土改中把每个村的人都带上红（贫雇农）、黄（中农）、白（地主、富农）三色布条，一切由贫雇农说了算，各村农会都可以私设“刑堂”，对地富分子实行严刑拷打，生杀予夺。我觉得这都是不必要的“左”的做法。
1950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共和国诞生之初，在各种敌对分子的反革命活动相当猖狂的时候，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严厉的打击，也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毛主席提出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杀可不杀的不杀”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具体执行中，在不少地方仍有“逼供信”的现象，因而错捕错杀了不少人。
1951年到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运动，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以树立廉洁良好的社会风气，也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在很多地方又重复了“抢救运动”中“大会围，小会攻”、“车轮战”等“逼供信”的错误做法，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当时我在旅大市委当秘书长，我曾多次向市委领导和干部们提出，运动中一定要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定要强调重证据，特别要重物证。不能轻信口供，绝对不能搞逼供信，不能搞“车轮战”、体罚和各种威胁、恐吓的办法。我的这些意见，当时旅大的市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是完全同意的。主管干部和纪律检察工作的组织部长胡忠海和我的意见也是一致的。
但是，我的这些意见却遭到东北局工作组的反对。他们把旅大的问题看得很严重，说旅大这个地方，“山高林密，虎多而肥”（当时把贪污1万元以上的称为“大老虎”，贪污5000元以上的称为“中老虎”，贪污1000元以上的称为“小老虎”）。他们认为我在运动中思想“右倾”，把我从旅大市调到黑龙江省（当时叫松江省）。在调离前的鉴定会上，东北局工作组的一位同志给我下的结论是：“任仲夷的思想在运动中表现右倾，从思想体系上说，是右的体系”。
任仲夷和家人
终身感到内疚和悔恨的
1954年，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也牵连和冤屈了一些好同志。使我终身感到内疚和悔恨的，是对李常青同志的批判。
李常青同志当时是哈尔滨市的市委第一书记。他对党忠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生活艰苦朴素，缺点是工作上有点家长式领导的作风。总的来说，是一个忠诚的党员，是一个好同志。由于工作上与高岗有些联系，便被诬指为高岗线上的人。
当时我任哈尔滨市委第二书记，东北局一位负责同志亲自打电话给我，说李常青的问题非常严重。因此，李常青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错误的批判。对此，作为市委第二书记的我是负有很大责任的。
后来，李常青同志被调到教育部任司长，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内蒙古去劳动改造。在一次骑自行车时，遇车祸不幸身亡。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几十年的老同志，就这样落得非常悲惨的结局！
对于李常青同志的不幸遭遇，我一直有一种沉重的负疚感，对他的悲惨遭遇，比我自己在“抢救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折磨和迫害，更加感到痛心。这是我心上一个永远难以愈合的伤口。
反右当中的“滔天罪行”
1956年9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我对党的“八大”是衷心赞成、完全拥护的。特别对于“八大”报告中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今后的任务是向大自然作战、搞经济建设，我从心眼里高兴和拥护。对于“八大”之前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也是非常赞成的。因此，在“八大”以后，我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对工作干劲倍增。全国也是一片欢腾，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可是，好景不长，“八大”闭幕以后，毛主席又在青岛会议上作了内部讲话，提出和“八大”决议完全相反的意见，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样，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疑虑，“八大”决议还算不算数呢？但心里还是想：毛主席和党中央总是正确的，这种重要提法的改变，一定是经过集体讨论的。只有一个问号：这么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不召开党代表大会呢？至少要由中央全会作出决定。我万万不会想到，这是毛主席个人决定的。
1957年“反右派”斗争，我在哈尔滨市任第一书记，我也抓过“右派”，整过人。当时我对毛主席所讲的“引蛇出洞”的做法虽有疑虑，但总的来说，还是忠实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的。按我个人的水平和胆识，当时不可能不按上级的指示办。
但由于我对那种做法有疑虑，因而也做了一件违反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的事。当我看到中央下发的就要掀起抓“右派”的绝密文件后，我担心如果市委、市政府党员副局长以上的干部不了解中央的意图，怎能领导好这次运动呢？所以，我未经报告省委和中央，擅自把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两份文件在党员副局长以上干部中进行了传达，并要他们绝对不要再往下传达。由于这些干部了解了中央意图，所以在鸣放当中都比较慎重，这样，在市委、市政府党员副局长以上的干部中，就没有出一个“右派”。
我的这一行动，在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上来说，完全是错误的，但是却使那次抓“右派”的运动没有扩大到市委、市政府副局长以上的干部中，这也算起了点保护干部的作用吧？“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揭批我在“反右派运动”中，使哈尔滨市副局长以上的干部中的“大右派”都漏了网，我也“罪责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
庐山会议后整过一个“反党集团”
在1959年发起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我也是一个忠实执行者。对于当年召开的庐山会议，黑龙江省是第一书记欧阳钦、省长李范伍参加的，我在那时只能从欧阳钦回来的传达和中央的文件中知道一些情况。
我记得，大概是庐山会议闭幕以前，哈尔滨正在召开市党代表大会。我在大会上代表市委作的报告，关于反对浮夸风、瞎指挥风，反对主观主义等，还是有一定分量的。这本来是对的。但在那次大会闭幕的前两天，我听到庐山会议关于反右倾的信息，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为使大会代表和领导干部有反右的思想准备，我在大会闭幕之后，未等代表散去，马上又召集参加和列席会议的原班人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作了一个讲话，把庐山会议反右的精神加了进去。市党代大会通过了市委的报告，并形成了决议。市委第一书记紧接着又在干部会议作了一个相反的“重要讲话”，这确实是极少见、极反常的。但在当时，我只能和只好那样做。
紧接着，一个“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在全党、全军、全国开展起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像全国一样，也揭批出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错误的人。
甚至，哈尔滨市委，也像许多地方一样，搞出一个所谓的“反党集团”。这是在一次市委扩大会议上，由于过火地错误地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根据错误的认定，并经省委同意的。我作为市委第一书记，对于受到冤屈的同志，负有重要的责任。
1962年初，中央召开了7000人大会，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对于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凡是过了火的，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一风吹。这样，这次运动中受到处分的，比之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要幸运得多了。
在一风吹中，做平反的工作，对我来说，比之揭批的时候要主动积极得多。给人平反，向人道歉，我心情是高兴的，唯恐做得太慢了。7000人大会后，我一回哈尔滨就抓紧平反工作。在市委召开的平反大会上，我公开进行了检讨，并向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人，我还亲自到他们家中去赔礼道歉。
只是对于那个错定的“反党集团”，因为比较复杂，没有随着“一风吹”及早平反，后因“文化大革命”，又拖了几年，是我至今感到遗憾的事。
关于“四清”和“文革”
1963年至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认为刘少奇同志的做法有些“左”（集中体现在“桃园经验”上），对于把农民养几只鸡生几个蛋，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也有不同的看法。
1964年中央开会讨论制定“二十三条”时，我还误以为毛主席在纠正刘少奇同志的“左”，没想到毛主席是认为刘少奇“右”。结果“二十三条”比刘少奇更“左”，最后“左”出个“文化大革命”。“二十三条”中提出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始时，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怎么也不会想到刘少奇会被定为中国共产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怎么也不会想到我自己也成了哈尔滨市的最大走资派！
任仲夷挨批斗
至于1966年开始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造成的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严重灾难，凡是经历过的人都有刻骨铭心的切肤之痛。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已经作出了正确的结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两个愿望
我之所以回忆这段历史，无非是有两个愿望：
第一，是想让大家全面认识一个真正的任仲夷。
我不是像有的同志所说的那样，“思想一贯右倾”，我也有“左”的时候。我也不像有的同志想的那么好，我有不少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在政治运动中，我既挨过整（主要是“抢救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也整过人。由于长期处于省市领导的地位，整人的时候更多一些（虽然我一直反对主观主义和“逼供信”的做法），我愿趁此机会郑重地向被冤屈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表示沉痛的悔恨和诚恳的道歉。
第二，是想提醒人们勿忘历史的教训。
邓小平同志说，对于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我的理解，是不要计较历次政治运动中个人的恩恩怨怨，不要纠缠在你整过我、我整过你等问题上面，应该团结一致向前看。至于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则宜细不宜粗。对历史的错误分析得越透彻、越准确，取得的教训就越深刻，越能防止我们重蹈历史的覆辙。
晚年任仲夷、王玄夫妇
人们常说，时间是公正的，历史是无情的，许多历史事件，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历史事件，是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历史的鉴别，才能得出公允的评价。
吾老矣，这样的任务，只能期待于21世纪的历史学家。
来源：《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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